因为假冒伪劣大行其道而不受惩罚，就不会有真正的好企业涌现。

当然，如果有一个比地方政府更强更有力的博弈者能够改变跟风者的预期，使其相信价格更有可能下跌而不是上涨，那么跟风者就会选择持币待购，这会反过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使其抛出部分房产，形成房地产价格下跌的趋势，消费者就可能在较为合理的价位购买到房产。但即使是在西方，对于银行这种复杂的大企业来说，管理者也往往就是事实上的控制人。

当她以这个价格支付住房消费时，她应该正过着紧紧巴巴的生活。但国内的现状如何呢？从1998年全国房价出现稳步上扬开始，全国的房屋租赁价格指数保持平稳，2000年以后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开始稍有上涨，每年的涨幅大约为1%，而同期房屋价格的涨幅每年约为7%，同时房屋价格与租赁价格之间背离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显然，商业银行是没有动力控制房价泡沫的。如果越是真实需求踊跃就越没有泡沫的话，那2200点时的泡沫一定低于1200点时的泡沫，现实是这样的吗？说到空置率，可以用发新股做比方，空置率降得越快意味着房子越好卖，代表着新股越容易发出去，显然2200点时比1200点时新股更容易发，那是不是新股越容易发掉的时候就越没有泡沫呢？上面的例子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明白，需求旺盛比需求不旺的时候更有可能出现泡沫，空置率低比空置率高的时候价格更有可能被高估。对于这两类群体来说，消费者希望房价跌，投资者希望房价上涨，这两类购买者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无法形成与卖方讨价还价的能力。

从2003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银行就开始警告一些地区政府要关注本地区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苗头，但是各个地方政府几乎众口一词地宣称本地市场健康发展，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出现了官员利用各种机会唱多本地房地产市场的现象，而且越是房价涨得多的地方，政府唱多的腰杆越硬。只有弄清楚房产做为这两种商品属性的价值，才可以确定的它的基本价值。2012年前9个月，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各月累计同比增速均为负增长。

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也就是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这里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其一，经济增速偏低，会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因目前我们正处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复杂多变时期，五年以上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问题一时还不易说清楚。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潜在经济增长率作为一个区间来把握，未来五年内可以把握在8%—9%的区间。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曾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因为在弱回升态势下，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特别是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诸多困难，加之市场前景不看好，市场情绪不乐观，这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具体说，在我国GDP增长率2010年为10.4%之后，2011年回落到9.3%，2012年进一步回落至7.8%，而2013年、2014年有望小幅上升。1～9月累计同比增速为-1.8%，比2011年同期大幅回落28.8个百分点。

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说，我们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由当前各种经济指标的表现来看，本轮经济回升目前呈现出弱回升的特点。三是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说，还有一定的放松空间，特别是当前物价涨幅较低。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前9轮回升中，大多都是强回升。为什么首先要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降下来呢?这是因为过去我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往往容易过高。

2012年各月，随着经济增速的低位运行，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大幅下降。有学者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4年以后将强劲反弹，以9%的增速继续高速增长15年。

二要抓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扩大消费，以及扩大有助于提高消费能力的投资。但是，进入2013年后的头几个月，各种经济指标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在回升中又出现了轻微下落;第二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继续呈现回升态势，但回升的幅度不大。第二种情况，有的国家则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但应通过努力，进入适度回升态势。这样，在第10轮经济周期中，GDP增长率整个上升过程由2000年至2007年，共延长8年。财政收入若大幅下降，则会使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扩大，都遇到困难。

国际上也有学者预言，2013年后中国经济会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经济增长可能大幅放缓至5%或更低。其二，经济增速偏低，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如果低于8%，经济运行也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各种困难而难以持续。第三种情况，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在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还可能重新上移。

也就是说，经济在增长与波动的运行中，一旦回升，就回升得很猛烈，GDP增长率在短短一两年内就可迅速回升到10%以上。准确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在宏观调控实践中也是一个经验把握问题。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特别是结合城镇化的发展，提高医疗、教育、住房方面的投资和消费，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最关切的问题。有学者提出，2013年中国经济将超越新常态，GDP增速有望达到9.3%。所以我们这里主要探讨近五年的经济走势，可能还比较好把握一些。

随后，从2004年至2007年又在较高位势上运行了4年。现在，当我们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问题时，其上下限是否都要同时下移呢?笔者认为，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其上下限的下移可以不对称。

较多学者和机构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回升，但回升的幅度不会很大。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曾根据我国1978—2009年GDP增长指数进行计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1年中，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的区间内，即上限为12%，下限为8%。

经济发展和增长是提高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这里，我们主要以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为线索，对当前与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

在弱回升过程中，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并不强劲，经济回升的基础或回升的趋势并不稳固。经济走势越是不确定，经济预测就越是活跃，越是百家争鸣。(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导，全国政协委员) 进入 刘树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在最近五年内，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可以首先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下移2个至3个百分点，即其上限由12%降到10%以内，把握在9%左右为宜，而其下限8%则可暂时不动。

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震荡。现在，从要素供给(能源、资源、土地、环境、劳动力等)约束强化，各种要素成本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等因素出发，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首先应该降下来。

比如，先由高速(10%)降到中高速(8%—9%)，再降到中速(7%—8%)，再降到中低速(6%—7%)，然后降到低速(5%以下)等，分阶段地进行。2012年9月起，我国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都结束了近两年多的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

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大幅度波动。前4年，增长比较适度;后4年，增长有些偏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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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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